“假新闻”盛行,原本是大众文化与权势文化的角力 | 社会科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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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末,又是“年度词”新鲜出炉的时候。今年英国柯林斯词典评出的年度词是“假新闻”(fake news)。该词上榜的理由是:从2016年以来,其使用率大幅飙升超过三百六十五个百分点。年度词作为一张总结和定义过去那个年度的“名片”,其丰富的社会文化内涵历来受到学者及多方的关注。从词源学的角度来说,“假新闻”这个词的缘起是大众文化和权势文化角力的结果。
原文:《“假新闻”:大众文化与权势文化的角力》
作者:北京外国语大学外国语言研究所教授 王馥芳
权势文化与大众文化的裂痕日益加深
柯林斯词典把“假新闻”定义为“在新闻报道面具下传播的、通常耸人听闻的错误信息”。“假新闻”这个词的有趣之处在于:它指的是一种错误信息,并非谣言。“错误”一词表示的是一种价值判断,而非真理判断。举个例子来说,一个说别人观点是“错误”的人,若换种角度,或者从另一个不同的价值维度上来看,他的指责本身很可能也是错误的。
政治素来对年度词的选取和最终确定有重大影响。“假新闻”这个词的流行跟美国总统特朗普有关。该词业已成为特朗普严厉责骂媒体的同义词。用“假新闻”这个词斥责媒体的不仅仅是特朗普,英国首相特蕾莎·梅和英国政客科尔宾也在多次公开演讲中使用过此词。
从语言学角度来说,“假新闻”这个词的缘起本质上是“指控—回应”这一话语模式的直接结果。面对代表大众文化的各种媒体的指控,代表权势文化的威权人物报之以弱回应:假新闻。何为“弱回应”?在“指控—回应”这一话语模式中,若被指控者真正是清白的,他应该采取强回应:污蔑!谣言!或者直接说“我们法庭见!”。若被指控者在某方面真的让人抓住了把柄,他则倾向于采取辩解式的弱回应:假新闻!或者直接否认相关指控。由此,“假新闻”一词的上榜,一方面彰显了权势文化的傲慢,另一方面又凸显其应对无力。
此外,从社会文化的角度而言,“假新闻”这个词的流行凸显权势文化与大众文化的裂痕正在日益加深。审视过去的一年,一方面,以特朗普为代表的某些政治文化权势人物在并未出示有力证据的情况下,就武断地把某些广为传播的、且多半与他们自己相关的负面信息贬责为“假新闻”。另一方面,社交媒体上充满着对权势人物这种不负责任之辩解的谴责,称他们用“假新闻”一词的真正目的是为了掩盖真相。事实上,不少被权势人物斥之为“假新闻”的信息,事后却往往被证明为真,或者公众宁愿相信其为真。这显示出权势文化和大众文化在观察视角、价值判断和利益诉求等方面相左,凸显双方的裂痕日益加深。
基于以上对“假新闻”一词所内含的丰富的大众文化信息,“假新闻”这个词的缘起是大众文化和权势文化角力的结果。由此,大众文化对社会文化发展所起的推动作用可见一斑。
非真正意义上的文化自觉行为
大众文化是一种对社会日常生活具有较大影响力的文化现象。大众文化的兴起得益于传播媒介对大众的广泛覆盖。报纸被看作是最早的大众媒介,最早定期出版的报纸见于17世纪。第一本英文杂志于1704年出版。作为大众媒介的收音机出现于20世纪20年代。真正对大众文化兴起产生重要影响的是电视机的发明。作为20世纪最重要的发明之一,电视机的播放效果开始达到较佳状态是在20世纪40年代。而真正促进大众文化初步发展的是20世纪60、70年代电视在西方国家普通家庭中的广泛普及。
20世纪70年代开始,随着广播和电视等大众传媒的快速发展以及其对社会各阶层的广泛舆论覆盖,西方政治话语体系中支撑“权势文化”的威权话语受到广泛诟病并逐渐式微。由此,强调政治家与民众打成一片的“平民政治文化”始在西方世界开始流行。平民政治文化的兴起催生并促进了大众文化的蓬勃发展。而在我国,自20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随着多媒体时代的到来,尤其是近年来随着各种“新媒体”和“新新媒体”的快速发展以及网民数量的激增,“网络文化”开始大行其道,激发了我国的大众文化意识。
大众文化总是和流行文化交织在一起。流行文化与娱乐(影视和音乐)、体育、新闻、政治、时尚和科技等元素密不可分。各种流行文化的旋风刮过之后,其留下来的某些能影响社会个体对特定话题或者事件之态度的精神元素,就慢慢演变为大众文化元素。流行文化和大众文化的主要区别在于:流行文化更多地是代表某种社会文化潮流,而大众文化更多地是代表某种群体无意识,人们很容易在这种群体无意识中找到情感共鸣,进而生发出某种精神归属感。另外,一般来说,流行文化影响的是社会少部分人的生活日常,而大众文化影响的则是社会大部分人的生活日常。
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和文化发展的不同步和不平衡,各种和“物质主义”相伴相生的文化潮流大行其道,国人沉醉在“物质至上”、“金钱至上”、“消费至上”、“娱乐至上”以及“享乐至上”等各种物欲及感官欲的追求中难以自拔。由此,“物质主义”的烙印深深地刻进了我国大众的潜意识之中而成了集体无意识的一部分。
就大众文化之精神内涵的丰富性而言,我国大众文化和西方大众相比还存在很大差距。2016年《三联生活周刊》第34期的封面文章“没必要知道鲍勃·迪伦是谁”指出,“互联网几乎共享了人类所有的文明和遗产,但它从来没有真正进入到中国人的精神世界”,更多的时候国人上网只是为了达成资料搜索、娱乐消遣、网络消费和社交互动等纯功能性目的,而非真正意义上的文化自觉行为。
有鉴于大众文化对推动社会文化发展和进步所起的重要作用,又有鉴于我国大众文化精神内涵的过度物质化和功能化,我国大众文化的活力构建是个值得社会各界关注和探讨的问题。
大众文化内在的对抗张力开始发挥作用
我国大众文化的活力构建问题是个复杂的跨学科问题。从不同的学科角度出发,我们对这个问题的看法不同,所提出的对策和策略亦不同。从社会学的角度出发,大众文化构建的关键在于:一是尽可能鼓励创办一些有利于大众文化健康发展的大众团体。早在19世纪中叶,英国的镇、市就创办了众多基于指导性和娱乐性原则的大众团体,旨在提高年轻人的素质,以免他们总在街头逗留或经常出入小酒馆而虚度光阴(默里,魏向清、范红升译,1999:54)。二是尽可能给大众提供或建造一些有利于思想交流和碰撞的公共场所。在美国黑人文化中,男子理发店是促进大众文化发展的一个重要场所。2016年2月16号的TED演讲上,关注男性健康的Joseph Ravenell博士指出,男性理发店并非仅仅是一个理发的地方,其本质上是黑人社交的一个重要场所:是他们的一个安全庇护所;是他们在繁重的工作和生活压力之外得以放松身心并寻找友情的地方;是一个相互支持、相互安慰,同时充满安全感、忠诚感和信任感的友爱之地。Ravenell博士指出:在男子理发店,顾客可以随心所欲交谈,所涉的话题极为广泛,涉及政治、体育、音乐、世界新闻、国内新闻、街区新闻、女人、在美黑人的感受、健康,等等。
从理论本质上来说,大众文化的构建问题本质上是个锻造精神意义、重构文化身份的问题。简单来说,就是我们必须把一种新的精神意义融入一种新的文化身份之中,并使这种文化新身份慢慢成为社会大多数人自身精神血脉中的一部分。
从大众教育的角度出发,大众文化构建意识的培养应该从幼儿园开始。美国天文学家Calliford Stoll在2008年5月27号的TED演讲中说:让我来谈未来有点奇怪,因为我已经满头白发了。你想知道二十年后是什么样子?你别问我,你也别问科学家、科技人员、物理学家或者写代码的人,你去问一个幼儿园的老师,他知道。当然,你也不能随便问一个幼儿园老师,一定要问一个经验丰富的,他知道下一代的社会将是什么样。从大众文化构建的角度来看,今天的幼儿园教育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明天大众文化构建的方向和质地。今年,我国多地多起幼儿园虐童事件被曝光。特别是近期上海和北京的两起幼儿园虐童事件更是引发全国关注,激起极大的民愤。国人缘何对幼儿园虐童事件零容忍?关键原因在于:我国幼儿园教育的今天,在很大程度上预示了我国大众文化发展的明天。
日本学者樱井哲夫(姜忠莲译,2001)在谈到如何界定“新”的问题时指出: “‘新’并非迎合时代,而是面向时代,对其说‘不’的行为”。“假新闻”这个词汇的源起,本质上就是大众文化向权势文化说“不”之后的结果。“假新闻”成为今年的年度词,意味着大众文化内在的对抗张力开始在社会文化发展进步中发挥日益重要的作用。
在柯林斯词典的年度词候选名单中,另有四个虽然未能胜出但影响力较大的词汇也有着丰富的大众文化内涵:独角兽(unicorn)、回音室(echo chamber)、零工经济(gig economy)和上(手)铐季节(cuffing season)。“独角兽”在西方被看作是无知和纯洁的象征,它同时亦是一家近期创建的估值超过十亿美元的私人公司的名称。“独角兽”一词的流行显示大众对超高速成长、超高估值的技术或者生物技术私人公司的极大兴趣和关注。“回音室”指这样一种社交媒体网络环境:任何人所发表的任何一种意见表述都可能得到点赞,因为只有与其持相同意见的人才会去看它或者去听它。该词揭示了大众网络文化中各种群体之间的“意见鸿沟”正在日益加深。“零工经济”指这样一种经济形态:正式员工越来越少,大部分工作被分包给零工或者自由职业者。有鉴于有些学者把“共享经济”称作“零工经济”,故该词显示大众文化对“共享经济”这一经济新形态的高度关注和较大范围的接受和参与。上(手)铐季节(cuffing season)指秋冬季,单身男女在这个季节相互寻求稳定伴侣关系的可能性较之其他季节概率更大。该词的较广泛流行显示大众文化对年轻一代婚恋状态动向的高度关注。
文章原载于社会科学报第1590期第6版,转载请注明出处,文中内容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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